今年五月，我的博士论文《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1936-1946）》终于通过毕业答辩，并且有幸获评优秀博士论文。从酝酿选题到收集材料，再到之后的预答辩、外审以及正式定稿，虽然还有许多浅薄与不足之处，但是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已经给出了当下所能提交的最好的答卷。种种问题，也只能留待进一步的材料搜集与思考。回首过去四年的时光，既有初访小院的激动与兴奋，也有写作过程中的迷茫与惆怅。我愿与大家分享一点心得，期待能够共同交流和提高。
回到论文本身，我的研究对象是近代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及其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所以注意到这个“名不常见于经传”的人物，还是和我的硕士论文有关。我在阅读济南惨案的相关史料时，发现在张群、殷汝耕参与的对日交涉外，还有一个人物时常出现在中日文报刊之中，并且得到中日双方的高度关注，他就是王芃生。
突然发现这么一个有些陌生的角色，我开始寻找有关他的资料，却意外地找到一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近代著名报人龚德柏所著的一篇《使我们失大陆的王芃生》，认为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都是由于“祸国殃民”的王芃生所致。这当然是一种有悖常识的说法，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也很难归结到具体某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此新鲜的见闻，不由得让我产生好奇：王芃生究竟有何罪证？是否就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原因？以及，王芃生是否应该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负责呢？
好奇心促使我搜集更多的资料，却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有趣之处：
首先，王芃生的经历异常丰富。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21年以谘议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归国后曾参与青岛接收，济案交涉时期又是协调中日关系的重要参与者。“九一八”事变后，王芃生受到顾维钧的邀请，出任国联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此后则先后出任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以及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致力于对日情报的搜集和国际情势的研判。这也成为王芃生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
其次，作为与军统、中统齐名的大型组织，国研所从诞生伊始即具有鲜明的情报色彩。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美等国正式对日宣战，并在情报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王芃生进行对接的主要是英国特别行动部，双方在国研所之下联合成立英国顾问室，就对日情报、反日宣传和经济破坏等问题进行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英关系的发展和情报制度的完善。此外，王芃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势力的角逐，使得国研所成为一个融汇了国、共两党甚至是英国等多方势力的特殊机构。1958年上映的影视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白（即李静安，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战时期即是国研所上海站的成员之一，并以此身份作掩护，为中共提供情报。又如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中华民国第六任副总统”谢东闵，都曾有过在国研所工作的经历。
此外，情报工作也是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重要元素，如《潜伏》、《伪装者》、《叛逆者》等谍战剧，都有对相关问题的描写。有趣的是，许多剧集的主人公，往往是高门大户的有志青年，先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加入军统并从事抗日活动。随着与中共的接触以及女主人公（通常是地下党员的身份）的交往，才逐渐转变认识，成为共产党中的一员。这样的模式虽然具备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但也成为一种视觉疲劳的影视套路，多少有些乏味。更加重要的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情报系统的不同机构，各有不同的性质和定位。军统乃至中统等机构，并不是单纯的情报机构，同时兼具了特务机构的属性。过于套路化的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军统的作为，混淆了不同机构的性质与定位。
经过与导师葛夫平研究员的反复交流和讨论，葛老师一方面肯定了这个选题的意义，一方面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历史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仰赖于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情报工作多属隐秘，是否有足够的史料支撑观点；其次，人物研究的脉络相对清晰，但是横向涉及的诸多问题，能否做出较好的回应；第三，为了今后的学术发展考虑，博士选题应该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以王芃生为对象的研究，能否进一步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老师的问题，一下子让我从兴奋中清醒过来。幸运的是，王芃生的资料相对集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及国民党党史馆收录了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依托近史所的馆藏资源，可以较为全面地检索和查阅。而且王芃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两岸均有相关回忆文集，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视角回顾了国研所的种种细节，又可作为档案资料的旁证。
至于横向研究的拓展，我将观察的重心放在国民政府战时情报体系的构建、国民政府战时舆论宣传、中英战时情报合作、国民政府的对台认知、学者从政等话题上。虽然囿于资料的限制，很多问题只是浅尝辄止，但也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为之努力。
总体来说，作为近代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的一生极为精彩。他在近代中国虽然官位不高，但是长期负责外交实务，与民国外交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均有关联，可以延伸和拓展的话题很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层人物”。然而也正是因此，我时常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面临很大的挑战。例如情报史的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还需要引入一些情报学理论，才能更好地明确不同情报机构的性质与定位，这就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阅读量。
对此，不仅需要沉下心来搜集材料，更重要的是积极地向前辈学人请教。例如我的论文中涉及到的荷兰籍外交官高罗佩，他的日记曾记录与王芃生的交往，但是中文网络几乎无法找到相关的确切信息。我鼓起勇气与相关学者发邮件交流，才了解到其日记的大致情况。虽然无法利用，但也节约了盲目寻找的时间。又如王芃生的家谱资料，目前并无电子版资源可资利用，我通过微博平台与地方史学者进行联系，找到了必要的信息。我甚至还利用闲鱼，联系了做兼职的在英留学生，以查阅到一些重要的英文资料。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常常让我有一种谍报人员的紧张感。一旦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了不为他人所知的珍贵史料，则有了“窃取情报”的刺激感，这大概也是一种重回历史现场、体味前人心情的方式吧。
总而言之，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既有与史料的互动，又有与他人的互动。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从交流互动，到消化思考，只有不断地打破思维定式，才有可能突破局限，得出有益的结论。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导师葛夫平研究员。尽管在开题之初曾面临许多问题，老师还是积极地鼓励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使我坚定了深入下去的信念。而在后续的写作过程中，老师在论文结构上给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使我明白了“诗之功夫，更在诗外”的道理。
如今，我已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谨以此文作为纪念，并祝愿所有正在为了自己论文而奋斗的小伙伴们都能顺利圆满地完成论文，为史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张景航，河南安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近代史系2022届博士毕业生，师从葛夫平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等。博士论文《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1936-1946）》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